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系列关于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决定令科研人员兴奋不已，这是关系到我国创新能力提高、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决策。然而，如何正确认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科研发展状况，特别是近十多年以来筹建国家实验室的成绩和经验，实事求是，科学、积极、平稳地开展高水平国家实验室建设，是我国科技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值得思考的重要议题。对此我有如下建议：
一是认真贯彻习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的讲话精神，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扎实推进国家实验室工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科学布局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和我国重大战略需要的国家实验室。
二是实事求是，总结过去十几年来在国家实验室（筹）建设的成绩和经验，对评估后符合要求的优秀国家实验室（筹），尽快核准成立正式的国家实验室，实质性地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推动和促进我国科研事业新发展。
三是认清我国基本国情，尊重科研活动规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优势和特色，积极稳妥地建设新的国家实验室。（采编/曲田）
采取切实举措，提升欠发达地区和非“985”高校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
孟安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高等教育不仅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更需要培养高质量、能够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的人才。要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关键在于教师队伍、尤其是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我国高校专任教师的结构和水平，存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以及“985”高校与非“985”高校之间的巨大差异。提升欠发达地区高校和非“985”高校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亟待解决的课题。目前实施的“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的受益者所占比例很小，有待寻找新的途径，进一步促进欠发达地区高校和非“985”高校青年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
建议教育部和各省市采取切实举措，鼓励青年教师在国内周期性脱产进修或研修，不断提升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具体举措可以包括：第一，充分发挥“985”高校和全国重点学科的帮带作用；第二，地方高校和欠发达地区高校积极合理安排青年教师的进研修；第三，异地和同城进研修并举；第四，国家和地方财政共同资助青年教师的进研修。（采编/王冰冰）
经过数十年的扶贫开发工作，我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的贫穷落后状况明显改观，自然资源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贫困农民也大多摆脱贫困。然而必须看到，“十三五”期间我国扶贫工程还面临着脱贫难度加大、返贫概率提高、相对贫困凸显、贫困标准偏低等困难和挑战。
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确保现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和相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准到2020年有明显改善，我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研究全面小康社会的扶贫标准。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尽快着手研究如何在“十三五”期间逐步提高农村贫困线水平，并制定出具体方案。
二是进一步加大扶贫资金投入。随着财政增收速度放缓，近两年扶贫投入的增幅明显趋缓。考虑到“十三五”期间扶贫工程的艰巨性，应进一步加大扶贫资金投入。
三是进一步提高扶贫精准性，将贫困资金投入到真正贫困的县里。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应因户施策，动态跟踪，切实做到扶贫“到人到户”。
四是进一步强化内源扶贫。积极在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切实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素质，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五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坚持自愿原则，对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扶贫对象实行易地扶贫搬迁，使扶贫对象能够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并获得非农就业机会。深化改革构成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采编/曲田 程曦）
当前，地方高校选拔和录用教辅人才存在一刀切的高学历要求、不科学公正的双证（学位、学历）要求等问题，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标准和原则尚为困难，相关现象应得到教育部及相关部门的重视。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制定灵活的特殊人才引进政策。无论是高学历或高职称的门槛设置，还是“双证”要求，对于人才筛选和选拔均缺乏灵活空间。一刀切的要求不利于高校吸收那些有德才而缺证书的人才。针对这种现象，教育部及人力资源部应给予高校相关的、灵活的特殊人才引进政策，使其符合高校、尤其是艺术院校对于多样化人才的需求，而且能够让高校更好、更合理地招贤纳士。
二是给予高校人才引进自主权。当前我国高校招聘教辅人员的流程是先由高校自身提出所需人员应具备的各种条件，然后由地方人事网统一发布招聘信息，应聘人员只有在网上通过人事部门的条件审批才能进入高校的笔试或面试环节。这种招聘流程的决定权不在高校手中，对于人才引进来说无疑是一种缺失。因此，强烈呼吁各级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和人事部门，应重视并给予高校人才引进的自主权，这样才能避开一刀切的硬性条件筛选环节，更加灵活地让优秀人才与高校工作单位直接进行交流，从而实现高校录用人才以能力作为首选，而不是以学位、学历及高职称作为录用人才的参考条件，解决当前高学历的门槛和“双证”要求带来的弊端。（采编/曲田 姚远）
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老年慢性病患病率成上升趋势的问题，综合考虑我国的经济水平和人口形势，我建议尽快组织实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能少花钱、办好事，以“治未病”为核心的全民健康“黄帝计划”（取自《黄帝内经》），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建议国家尽快安排启动适合中国国情、依靠国医和现代科技手段结合对未病（全人群）进行检测和调理的“黄帝计划”。
二是变“中医药”“民族医药”这种提法为“国医”“国药”，把中国各民族的医学统一无歧视地并称为“国医”，所用天然药物统称为“国药”，在兴学育人上也应考虑平衡发展。
三是结合现代化科技手段，加大对国医治未病的研究力度。对所涉及的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等加大研发投入，启动多学科合作研究，掌握、控制核心技术，防止受制于人。
四是由政府主导，借助现代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建立中国人健康样本库和大数据库，为国医更好地服务“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五是通过教育和宣传的方式让国医健康知识普惠全国。把基于国医的健康教育列入常规教育体系，走进各种纸媒、电媒和新媒体。
六是有重点地扶持基础好、有条件的本土创新企业作为领军企业，在全球打造代表中国的国际品牌，通过文化和健康管理手段的输出，提高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采编/高原）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刚刚审议通过的《慈善法》（草案）与此前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勾勒出具有重大政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公益金融体系的建构方向。为更好地推动公益创新，把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与金融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我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推动以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益金融活动，同时进一步释放社会潜在的公益创投资源，加强公益创投的绩效评价机制，提高公益创投效率。
二是开展慈善信托试点，为蓬勃发展的公益慈善事业加油。可以通过建立不同领域、区域、层级的慈善信托试点，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推动信托在公益领域的实践。
三是借鉴国际经验成立公益银行，形成更为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银行体系，积极探索公益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模式。
四是创新金融模式，推动公益金融的创新运转。学习借鉴传统金融体系中丰富的创新产品和设计，创新小额信贷发展模式，对社会价值投资、互联网公益众筹等公益金融领域的创新采取包容性支持。
五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公益性金融进行协调，建立对公益银行绩效的科学评价体系。（采编/王冰冰 程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