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有不少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依旧坚守在各行各业的生产一线，默默耕耘奉献。这些超龄劳动者群体构成多元化，其中有大量为补贴家用奔波在建筑、农业、渔业、林业等基础行业的普通务工者。和当下备受关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相比，超龄务工者大多不善言辞、疏于发声，很少走进公共舆论的视野。
身边的真实见闻，让我真切体会到这一群体的困境。一位乡村企业家朋友曾向我反映，如今乡村产业落地不难，难的是招工留人，村里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熟练工人基本都是超龄劳动者。企业愿意聘用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也主动想为他们购置工伤保险，既为劳动者提供安全保障，也降低自身用工风险。但现实却十分受限，不仅工伤保险无法为超龄务工者参保，市面上的商业保险也普遍担心这类职业伤害风险。广东也有典型案例，一名鱼塘承包商因政策限制无法为超龄工人参保，工人不慎在鱼塘边失足落水，后续救治与赔偿费用极高，整体赔付数额甚至超过鱼塘数年经营收入。一场意外，既让务工家庭陷入困境，也让小微企业承受巨大经营压力。
这些基层真实案例，让我开始聚焦并系统研究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仍在工作，发生事故伤害能不能参加工伤保险？医疗费用和赔偿责任又该由谁承担？这些问题看似只是保险问题，背后却牵连着劳动关系认定、社会保险制度、企业用工成本和基层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问题。
为全面掌握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的真实现状、各地政策差异与实操堵点，让研究贴合基层实际，我先后前往湖南、广州等多地开展实地调研，走访企业、一线劳动者与基层工作人员，收集一线用工场景中的真实问题与现实诉求。
调研中，我特别关注各地围绕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开展的制度探索。广州较早将单位从业的超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纳入单项工伤保险范围，由单位自愿参保、个人不缴费。湖南也出台试行办法，将符合条件的超龄人员、实习生和规培人员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这些地方实践给了我很大启发：即使不以传统劳动关系为前提，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为超龄劳动者建立工伤保障通道。参加工伤保险并不等同于确认劳动关系，两者可以适当解绑。与此同时，各地政策在适用范围、年龄条件、参保方式和待遇衔接等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地方已经建立参保渠道，有的地方仍缺少具体办法；有的采取自愿参保方式，有的对年龄设置不同上限。地方探索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要让更多超龄劳动者稳定地“伤有所保”，仍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
2024年11月，我开始对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险问题进行系统的法律分析。在梳理中，我发现，这项制度至少需要处理好几组关系：一是劳动关系认定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二是劳动者权益与企业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三是国家保障责任与用人主体责任之间的关系。只强调劳动者保护，而不考虑中小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可能导致企业不敢使用超龄劳动者；把全部风险交给劳动者个人，又可能使其在发生事故后陷入困境。制度设计不能只算一方的账，而应当在保障劳动者、分散企业风险和维护社会稳定之间找到平衡。
经过初步研究，2024年12月，我完成了题为《加强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全面优化农村营商环境》的提案初稿，主要从农村劳动力配置和营商环境切入，建议为超龄劳动者提供工伤保险购买途径，探索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工种的风险程度实行差异化定价，并通过工伤保险或商业保险分散用人单位风险。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不只是农村营商环境问题，更是关系基本民生、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越是经济发展面临压力的时候，民生保障越重要。对超龄劳动者工伤问题，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民生账、治理账。
于是，我对提案进一步修改，将关注范围从农村地区扩大到全国，把题目调整为《推广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于2025年全国两会提交。我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险，为用人单位提供明确、便利的参保渠道；根据不同工种、不同风险程度合理确定缴费标准；鼓励用人单位在参加基本工伤保险的基础上配置补充商业保险，形成多层次风险保障机制。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参考机动车保险的思路，探索“基础保障＋补充保险”的模式。由基础保障承担基本风险，再通过商业保险满足差异化保障需求，既维护超龄劳动者权益，也减轻企业和公共财政的压力。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的同志对我的提案予以积极回应。202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部门就《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在提案中所关注的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和工伤保障等问题，逐渐得到更加系统的回应。
2026年5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公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并于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可以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待遇。
看到这些规定，我感到十分欣慰。早期提案曾考虑在制度建立初期给企业保留一定的选择空间，而正式出台的规定明确使用“应当参加”，保障力度比提案设想更进一步，这说明随着地方试点经验不断积累，国家层面的制度条件已经更加成熟。
当然，制度出台只是第一步。《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办法还将另行制定。缴费基数如何确定、地方原有政策如何衔接、不同年龄和行业风险如何处理、农村小微经营主体如何便捷参保，都需要继续研究和跟踪。
提案所关注的问题得到制度回应，并不意味着履职就此结束。接下来，我还将继续关注新规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中的落实情况，特别是农村地区和中小微企业办理参保时遇到的实际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应意味着劳动权益也随之“退休”。让每一位仍在辛勤劳动的人都能获得与其劳动相匹配的尊重和保障，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更加公平、更有温度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一步。
